数字化过后,又怎么样?丨重新思考数字化系列之三

胡泳2021-04-19 16:51

胡泳/文

那个问题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我们:为了什么?——去向何处?——过后,又怎么样?

*  疫情加速了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似乎我们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

*  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在网络中是不是真正在场?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永远生活在别处。

*  随着互联网分裂为一系列相对隔离的巴尔干化的本地数据网,所谓“全球互联网”已濒临死亡。

*  今天数字化生存的背后也是个人在大平台控制时代的生存。

不妨想象一下,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将会怎样度过这段日子?没有快递、外卖,没有游戏、视频,没有社交聊天,甚至是没有在线健身,你何以打发那一日复一日的漫长居家隔离?

新冠疫情标志着数字化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不是上网,而是活在网上。回顾过去这一年多的,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当疫情给许多事情造成停顿时,它却为数字化插上了翅膀。

数字经济:中国的位置

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已把大部分个体都带入一种全面数字化的生存状态。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经济产值从9.5万亿涨到了35.8万亿,占GDP的比重从20.3%上升到了36.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

而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技术团队预测,2020-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0万亿,占GDP比重达到55%。到2030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有望突破百万亿元。

当然,数字经济的统计可能有争议,因为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得出不一样的数据。数字经济一般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就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这些产品和服务,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讯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业等,都是有了数字技术之后才出现的产业。产业数字化指的是产业原本就存在,但是利用数字技术后,带来了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在这两部分当中,产业数字化占大头,大约占数字经济的4/5,所以要看使用哪个口径统计。

按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国家的行列,名列第九。这个位置比中国的GDP、人均GDP、社会发展指数、创新的全球排序都要更高,所以我国是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比较快的经济体。

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9.04亿,其中包括7.1亿网购用户与4.23亿在线教育用户。即使不讨论数字经济统计的口径问题,仅仅从消费者感同身受的数字经济为其带来的切实帮助以及造成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来兴发,我们对该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洞若观火。

今天讨论数字化,不仅仅是兴发数字化在整个工作、生活、经济当中扩张的程度,或者对网络社会的建构程度,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数字化本身已到达一个“去数字化”的阶段,变成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因此,“数字化适应”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课题,就是数字社会当中人们的适应力是怎样的。这其中包括个体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机构和组织如何调整业务、文化和结构以适应新的数字现实,以及数字化造成人的生存状态变化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符合数字社会的治理方式,达到一种共治。

数字化与多主体共建

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过程中必然有人建“路”,有人供“货”,还有人造“车”。中国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与升级从根本上并不依靠“一条腿”,当然也不可全然归于疫情,而是一个多主体共建的过程,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民等多方主体、多股力量互动完成。其中数字技术是连接多方主体的内核,各主体既是技术的使用者与需求方,也是技术的推动者与创新者,在与技术及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各自完成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环。

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方面?在国家战略层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决策推动,就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信,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构成一种与世界可对话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此种政策与战略导致中国在数字化方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落后者成为21世纪的极速先行者。在2019年,中国就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及光纤网。伴随着中央加快“新基建”的决策与政策支持,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发展迅猛,目前中国5G的基站数量和用户数都是全球第一。

另一方面,政府也把数字化治理作为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抓手。在基层治理方面,政府通过独创的“网格化管理”,造成了“人、地、事、物、组织”的无缝融合,在疫情期间,这种管理的威力每一位国人都深有体会。

而从顶层设计来说,国家提出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传统的由经验驱动的决策方式因转为数据驱动,而变得更为科学、高效。可以说,政府有很大的动力,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致力于社会的高度数字化。

企业主体是所有数字化创新的来源:在数字化进程中扮演服务、设备与平台供应商的角色,也是多元数字化体验的创造者和数字化经济转型的践行者。面对数字化的纵深发展,企业主要关心两方面的“公地”问题。

首先是政治上的“公地”,即政治与安全风险。对于那些身处数字化核心领域的企业,现在最大的风险既不是技术风险,也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当数字化超越了工具、实践的层面而开始抵达社会安排或曰制度的层面,风险焦点的变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

其次,企业也关注经济上的“公地”环境——例如,对基础设施或是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否不足。基础设施的提高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很早就得到一些列经验研究的证实。同时,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厥功甚伟。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投入的使用效率有所下降,或者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配不当加剧。根据一项比较,中国公司在员工参与度上的投入非常少,仅为8%(中国),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为29%。

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强调是外部因素而不是内部努力,这或许与中国竞争激烈的数字生态系统和动态的市场格局紧密相关。然而,有效利用人力资本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的创造力,在中国下一阶段的数字经济增长战略中至关重要。

当然,从全世界范围来讲,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有很多创新,在很多领域变成了全世界的领先者。例如电商直播,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从供货到直播到卖货的串联,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来带动,为商业创新史写下奇特的一笔;在线娱乐,不仅可以提供娱乐或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还引发了社交甚至生活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都表明,中国企业具备灵敏的市场嗅觉,擅长为快速变化的消费者提供即时服务。

因为疫情,消费者的心智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转变,无论是在消费品类还是消费行为上。这也意味着,公众的消费,从线下购物到线下娱乐,都将会被进一步搬进电子设备里,更广阔的数字化网络空间有待企业全力打造完成。

第三个主体是科研机构。硅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同样地,今天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高校院所,也需要建立校企或科研机构与产业园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与转化出口。

尤当新的基础技术的挑战来到面前,就会发现,中国日益迫切地需要建立产学研联合运作的机制。例如,人工智能、芯片等设施的产学研一体化,可以加速技术从研究到落地的节奏。

从教育方面来讲,需要培养数字化时代的人才,既有计算脑,同时又有网络心。这也是科研院校的重要意义所在。

第四个主体是数以亿计的互联网用户。活跃在各个网络社区,自由分享观点、自创数字内容、激发互联网服务的网民,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是推进数字化生存的中坚力量。用户不断对数字技术产生需求,而勇于创新、富于创造力的企业则致力于满足这种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公民具有网络交流的欲望与需求,各种社交软件工具接踵而至;公民具有在网络中展现自身的需求,美图秀秀、抖音等图片、视频工具赋予个体足够空间;公民需要更快捷更方便地获取商品,外卖、电商趁势而起……门槛更低、卷入度更高的软件与技术吸引公众成为网络社区构造的一部分。

然而,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搬上网以后,人们会发现越来越难以脱离自己手中的移动设备——其存在是对人本身的延伸,丢失则是对人生存的截断,离开网络变得难以在现代社会中立足。

此外,疫情加速了个体的数字化生存,导致了一个后果: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有机会离线生活。事情发展至此,数字化带来的解放开始出现一股专制的气味。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在哪些地方,数字化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那么具有解放性,而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压迫性了?

在场与缺席

以往我们假设社会和经济中的某些服务必须是面对面提供的,而且需要在同一地点进行。今天,数字化生存面临的重要考验之一是在场与缺席的混淆。

网络空间在我们将原有的现实社会以比特形式复制和重塑时极速扩展,使我们仿佛打穿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而实现了现场缺席和网络在场。个体可以在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媒介观看并参与他人的生活实践,这在疫情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我们消除了距离带来的阻碍,从而维持了社会在非常时期的正常运转。但同时无法避免的困扰是,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但在网络中是否真正在场?

在场与缺席的问题,本质上是对日常社会当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场所”的颠覆。一个场所是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定义的。它具有历史性,处于社会关系之中,能够赋予人们身份。

而现在的“场所”正在成为一个极其飘忽不定的东西。它们既不和我们建立关系,也没有历史,更和我们的身份无关。能把大家联系起来的,就是电子技术这个最小公分母。

曾几何时,身体的在场是第一手体验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电子技术带来的却是,我们不再拥有真实世界的体验了。我们来到了一个事件丰盛但体验匮乏的世界。体验逐渐在我们身外发生,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奇观,而我们则成了这种奇观的观众。

我们曾经向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境界,现在,我们却生活在“海内存知己、比邻若天涯”的境况中。当我们以技术为中介来替代以往的那种社会交往习惯之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返祖,即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原始的游牧民族——狩猎者、采集者与土地之间没有忠实关系,也绝少“地域感”,具体行动与具体场所之间缺乏紧密的纽带。

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作为一个老师,经常不知道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干什么。他们本人似乎在场,但其实并不真正在场,我将此现象称为“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永远生活在别处”。

当你觉得5分钟的无聊都忍受不了、必须刷手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人群了。走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如此的分心,还被美其名曰“多任务处理”,但其实没人能够做到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相反,你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相对不重要的信息和互动上,看上去很忙,但你忙得毫无道理。

多任务处理者很难过滤掉不相关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信息已然变成分心的事物,变成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再是赋权的工具和解放的手段。

界限与无界

当下数字化生存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众多界限的消亡与新网络壁垒的形成——似乎看上去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

比如说,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打破了地理边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所有具有地理边界的主权者,都在不断试图将自己的边界加到互联网上。

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网络政策会因国家/地区而异,从而很有可能将全球互联网细分为一系列区域的、国家的甚至本地的数据网络。全球互联网濒临死亡。

前些年有人高唱的“距离的消亡”和“无边界的世界”等等,现在都证明是不存在的,距离没有消失,世界并未变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赛博空间出现的拉锯战——参与者努力实施自治,抵御外部强大力量的规制。有企图扩张控制的力量,就有寻求将控制最小化或完全逃离控制的尝试。

互联网也并没有造成原有社会的种种可见壁垒的瓦解,比如性别的、种族的、年龄的、教育程度等的壁垒,反而在互联网上制造了越来越深的群体隔膜。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我们欢呼它是一个平等的利器,因为它为草根力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科技公司提供的的技术,越来越为精英服务。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加剧了他们口中一心想替代的旧世界中最糟糕的部分。

除此以外,数据获取也成为无界的产物。平台方贪婪地掠夺一切数据,最后造成消费者如果不让渡自己对于隐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使用平台的产品和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数字化生存的背后,也是个人在大平台控制时代的生存。

数字排斥与数字包容

由于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的扩散,大部分位居主流社会的公众成为数字化体验的高度参与者。然而,数字化生存的加速也存在另一面,即部分社会成员因被互联网排斥在外而无法享受数字化利益。

众多服务被缺省设置为“数字化”,非网络用户因此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对一定人群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产生了影响,这一现象可以称为“数字排斥”。

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排斥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年龄、教育、残障、收入、失业、地理位置以及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那些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必须意识到,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数字排斥的反面是数字包容,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技能和信任,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实践表明,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个人可以从中受益的主要领域包括:增加收入;更高的就业能力;更便宜的购物;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

数字排斥要求社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远远超出了仅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设任何“沟壑”都可被“弥合”的程度。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

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加速变化,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关键是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急切有力的行动。

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

总体而言,技术带来的是正面影响,但这并不会改变一个现实:它使社会中的一些人生活变得更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变得更糟。

如何构建一种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更加包容的数字化社会,打造一种无门槛的、无排斥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以人性关怀的角度考虑进制度设计中,尊重每一群体在互联网时代的权益。

其次数字化治理的全面推进带来了信用体系滥用、隐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疫情时代我们无比深刻地感受到,被保护的同时也是被监控,政府与平台对于公民信息的数据提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如何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同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何订立互联网信任的边界,界定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建立一种基于多方的数字信任?这些都是在今天的数字化蓬勃发展中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其本质在于,在技术的全面推进中,我们将人本身置于何种境遇。

尼葛洛庞帝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但神奇的是,在数字化日益决定我们的生存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却总是要想办法突破数字化的樊篱,维护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性,以保护自身权利不被侵犯,以保证自己仍旧是自由的个体。

回想海德格尔所说:“当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已经被技术征服,等待着经济开发;当任何你喜欢的事,在你喜欢的任何地方,按照你喜欢的任何时间,以你喜欢的任何速度传到你这里;当暗杀法兰西国王的图谋与东京的交响音乐会可以同时被人‘经历’;当时间除了速度、瞬时性、共时性就不再是他物,而且作为历史的时间已从所有人的存在中消失不见;当一位拳击手被视为民族的伟人,当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大型聚会被看成一大胜利——然后,是的,然后,在这些骚动之上,那问题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我们:为了什么?——去向何处?——过后,又怎么样?”这也是当代数字化生存的疑问。

版权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兴发网立场。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经济兴发报特约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