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和自然灾害后重新认识环境史视角——访《再造金山》作者费晟

李佩珊2021-08-16 13:09

(图片来源:图虫网)

李佩珊/文、访

新冠疫情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对于环境史著作的兴趣,国外的相关著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集程度引入中国。而近期国内外频发的自然灾害现象,又让“天灾论”、“人祸论”的不休争论再次进入了社会舆论场之中。因此,在当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寻找到环境史的专业视角,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和自然相关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环境史学者费晟于今年出版了著作《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这本书为大众了解环境史提供了不错的样本。费晟选择了以环境史“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思考历史变化的原因、过程与影响”的思路,来研究近代以来,华人移民如何成功在澳洲找到生存之道,并对澳洲的生态变迁产生了影响。然而,华人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生态优势,和欧洲移民者试图控制生态霸权的欲望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生态威胁论”随即生出,催化了“排华”的民粹主义思潮。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交缠在了一起。

经济兴发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费晟教授,不仅聊了聊此书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对于环境史这一视角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谈话。在费晟看来,作为历史学分支的环境史,是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不是研究环保史,也不是只关心人类破坏环境的历史,而是希望说明人类历史进程不仅仅由人类社会内部因素决定,也有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在费晟看来,“不断博弈”才是人类与环境真实的关系。

|访谈|

华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生态:

从“淘金热”到蔬菜种植业

 

经济兴发报:《再造金山》是一本关于华人移民如何对澳洲的生态变迁产生影响的环境史著作,您最初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主题产生兴趣?在国内,研究澳洲算是一个比较冷僻的史学方向,为何您选择以环境史来进行切入呢?

费晟:我写作《再造金山》有个人兴趣的因素,也是对学术史反思的产物。2010年,我有幸接受教育部资助从北京前往澳大利亚留学,研究淘金热的环境史。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是因为淘金热奠定了澳大利亚举世闻名的矿产业,也可以探讨环境史视角可以如何刺激我们对成熟议题产生新理解。

意外的是,我在澳大利亚寻访淘金热历史档案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华人移民尤其是珠三角移民的历史身影,而且在田野考察中也遇到了不少华工营地遗址与墓地。虽然我一下子看不懂,但大受震撼。就我此前的了解,国内的华人华侨史研究很少涉及澳大利亚的案例,同时,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主流历史叙事中也不提及华人移民的影响,哪怕华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非欧洲裔移民群体。基于世界史的专业背景,我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华人移民对遥远的南太平洋的历史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后来我发现,澳大利亚历史编撰深受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历史观的影响,即澳大利亚史只是白人移民的历史。即便过去三十多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学界一直在强调多元文化叙事,包括正视土著的历史地位,但依然很少思考有色人种移民的历史作用。尽管华人移民在十九世纪中期一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5%以上,在淘金热中心地带甚至出现占男性人口四分之一的情况,但他们的历史一直被尘封在档案里,英语学界问津者寥寥。

另一方面,国内华人华侨史研究的兴趣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区域海外华人移民的数量、其所在国国际地位及其对华关系亲疏。加上掌握小语种的学者比较少,华人华侨史研究通常聚焦于北美和东南亚。不仅如此,传统研究的主题多是讨论特定国家或地区内华人移民的模式、其海外生活的特点、内部组织方式、如何保持中国性、如何与侨乡保持联系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种华人华侨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史学书写的延伸,不仅内容丰硕,而且具有巨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已有的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研究就具有上述特点以及与此相应的学术地位。

不过,传统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首先就是如何整合体量较小的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毕竟华人遍布世界,各有各的精彩和难堪,不一而同。其次,华人移民究竟如何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历史进程,多数情况下是晦暗不明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明我们眼中澳大利亚华人移民遭受的艰难困苦、历史贡献,但是依然不太清楚他们如何与其他移民互动,而且澳大利亚的历史是否因为华人移民的存在而出现原本可能不会有的变化。再次,相比于侨务和侨批档案,未能充分利用西文档案与当地民间文献中散见的有关华人移民的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较大启发的是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以及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前者关心的是,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华人移民群体如何在特定的海外环境与社会文化中适应与演化,这形成了各种具有对比性的华人移民生态。如此一来,华人移民的历史能动性以及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性得到更细致的阐发。更重要的是环境史的思路,它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思考历史变化的原因、过程与影响。一方面,移民作为一种生物群落的本质提醒我们可以关注华人如何适应和改造陌生环境,进而充分发掘华人移民的生存之道。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虽然是国别区域史研究中的边缘地带,但却是环境史的重要考察对象,因为这里的生态体系本身独具特色,而又因为移民而发生了质变。这种转变通常被定性为一种欧洲生态的复制与新生,但是多元文化移民的史实提醒我,这种移民新生态绝不仅仅是欧洲物种、文化与制度的复制,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移民与土著生态互动的产物。

最终,我就试图尝试突破传统的华人华侨史的叙事框架,即利用环境史的问题意识,从生态变化的角度看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殖民地自然与社会的塑造,最终为广义上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探索一种可操作的新议题。这种研究路径或许也可以应用到美洲、东南亚或其他地区的移民史研究中。

经济兴发报:您运用了“推-拉”理论的框架来展示华人为何会向澳大利亚进行人口流动,具体来说,构成故土的“推”和异国的“拉”的分别是什么因素?这和当时中国华南和澳洲的生态或者经济发展状况有何关联?

费晟:“推-拉”理论是移民研究中非常基础性的常用的理论,也非常形象。具体就我研究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华人移民来说,故乡“推”的因素,包括鸦片战争后华南农村经济衰败和兵乱导致的生存压力,也包括人口膨胀导致经济发展遭遇生态瓶颈限制,还有灾荒防治能力下降后自然灾害在沿海社会造成格外的冲击,而海外“拉”的因素,主要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开辟新资源产地造成的用工需求以及吸引移民创业的契机。

当然,在我看来,中国移民能够成功抵达南太平洋地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不断扩张的英帝国太平洋殖民网络,在18世纪末就已经将南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华南口岸连接在一起。随着海产品远洋贸易而起的新航路及交通工具的进步,华南居民能够及时掌握海外新闻,移民澳大利亚的技术阻力明显降低。

另外,以欧美商人为媒介,中国市场对海参、檀香木、毛皮等生物制品的消费已经影响到南太平洋的水体与沿海的生态变化,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生态体系也已经联系起来了。环境史通常认为,经济开发活动是近代人类影响地球环境的主要动因。而思考中外贸易背后的生态影响,赋予了中外关系史研究新的突破方向,尤其是许多人类主观意识不到的能动因素的历史作用。

经济兴发报:不知道算不算一种刻板印象,因为爱在花园里种菜,种菜被视为华人的一种种族天赋。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种菜不仅帮助当时的华人融入了本来排外的澳大利亚社会,并且建立起了一个可持续的人居生态体系,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费晟:移民环境史研究中常常关注拓殖者社会创造的花园,因为有了闲情审美之心,是我心安定的标志。但是更重要的是,新边疆可以没有花园,但不可能没有菜园,否则会死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乃至加利福尼亚等新矿业边疆的蔬菜种植园,很大程度上都是华人推动建立起来的。

淘金热时期,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之所以有利于华人蔬菜种植业的崛起,除了珠江三角洲移民本身具有农耕经验且惯于自给自足之外,也与这里欧洲新移民的自身特性有关。他们多是工业化过程中挤出的城市贫民,总体缺少农作经验,但又亟需廉价的食材补给。不仅如此,当时的欧洲移民因为身份和文化上的优势,大多能够参与黄金富矿的开发,也不屑于投身利润率较低的农业,而是宁可以货币收入购买日常补给,因此华人蔬菜种植业也较少遭遇白人劳工的竞争。华人移民不仅擅长种植,引入了故乡的菜种,而且也在种植过程中改良了土地,尤其是平整小块的土地、不断追加绿肥和有机肥,让澳大利亚金矿区缺乏腐殖质又惨遭采矿活动破坏的土地恢复了生机。

这样一来,在定居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许多矿业社区就更容易持久发展。这一点甚至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都很难抹杀的史实。在淘金热时代,华人移民与欧洲移民由于矿产与水源分配上的竞争而产生矛盾,引发了许多排华舆情与行动,但是华人又因蔬菜种植业上的功绩而被认为有利于殖民地社会。蔬菜种植业避免了边疆社会可能的营养不良问题。华人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本来不宜生存的部分内陆地区形成可持续的人居生态体系贡献良多。

生态威胁和民粹主义

经济兴发报:通过您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排华”这样民粹主义思潮最早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欧洲移民者认为华人构成了“生态威胁”,实际上是华人展现出来的非常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和他们要控制住生态霸权的欲望形成了冲突。正如您在书中结尾处写道的,用生态威胁妖魔化特定移民群体的逻辑仍旧不时浮现。“白澳政策”有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宝林·汗森(Pauline Hanson)这样的政客自上世纪90年代就一直活跃在政坛上,我们该如何看待民粹主义对现在的和未来的澳大利亚的影响?

费晟:囿于篇幅问题,我书稿在出版时删减了两章内容,这两章主要是讨论十九世纪末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华人身体与文化的歪曲化想象如何被种族主义者判定为一种生态威胁,从而促进了排华种族主义制度的出台。淘金热时期已经有了这些迹象的端倪。事实上,我认为除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生态观及更晚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十九世纪末澳大利亚对华人移民的排斥态度也深受当时澳大利亚独立运动制造“他者”、创造本土民族认同的社会氛围影响。

澳大利亚试图从英国独立出来,但又无法轻易创造完全有别于母国的认同,于是将华人视为异质的他者而想象自己的独特认同。当时的多数舆论精英与政治精英有意识地配合甚至煽动底层白人劳工排斥攻击华人劳工,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经济竞争关系。在反华过程中,除了文化冲突,破坏环境、传播疾病、玷污血统都成为攻讦华人的借口,华人被污蔑为一种生态入侵者,这更有利于论证排华的合理性。

具体就澳大利亚的民粹问题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口的历史成分。首先,从1788年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开始至1850年左右,澳大利亚一直大量吸收英国的流放犯,与此同时也有大量英国贫民受资助前往澳大利亚。其次,1851年淘金热之后,全世界谋求翻身致富的中下层人口都前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逐渐确定以农矿原料产品出口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力劳工阶层在移民人口中占据绝对多数。所以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具有很强烈的反精英、均贫富、强调邻里守望、兄弟情义、专注地方的文化传统,对国际主义、精英政治有较强的疏离感,也有强烈的反智传统。

宝林·汗森是非常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她长期在经济相对落后、国际化程度低的昆士兰小镇做小餐厅服务员,以学历低、草根出身、敢于反抗精英为标签从政,大量吸引同类人群的眼球。她认为澳大利亚的历史就是白人移民奋斗和发展的历史,她强调所谓的爱国主义,那就是要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有色人种移民、不能揭批澳大利亚历史的阴暗面,因为这可能会动摇澳大利亚的西方认同与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根本立场下,她有极端狭隘与荒谬的言行也就不足为奇。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内部分化加剧,阶级隔阂感加剧,一度被主流政坛嗤之以鼻的宝林·汗森又赢得了新的市场。

经济兴发报:说到民粹主义,环境政策是否会倒逼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减缓或阻止气候变化的政策,穷人需要付出最沉重的成本,有学者认为这会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您如何看待这种环境政策可能导致的民粹主义和不平等的激化?

费晟:尽管环保运动完全可能来自草根运动和民间组织的努力,但是民粹主义也可能阻碍环保运动和环境政策。这里需要有一个冷静的区分,首先,反环保的民粹主义通常绑定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这些行当通常是高污染、高能耗、但转型难度又比较大的传统产业。其次,反环保的民粹主义通常反对为了国际道义和人类发展长治久安而推行的环保政策。说白了,既短视又没有大局观。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考虑长远和整体的需求,而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仅仅关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

不过对于这种问题,我个人并不觉得应该高高在上指责他们或者用空洞的口号要求他们牺牲小我。比如塔斯马尼亚的森林工人曾经坚决反对伐木禁令,因为他们的生计全部来源于此,结果他们明明是底层民众,却被一直抨击资本家的中产环保分子视为环保斗争的对象。显然,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激励产业转型、如何建立更平等和正义的经济分配模式与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是国际问题,也要求国家社会内部治理的改良。任何以邻为壑的所谓环保对策最终是损人不利己的。

可以预测的是,穷人有可能成为环保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但一定会是环境破坏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当空气和水都成为昂贵资源的时候,穷人一定更没有能力获得。这种局面下,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环保决策与环保任务分配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照顾经济弱势群体的利益之上,要循序渐进。

疫情,灾害背后的环境史:

不断博弈的人与环境

经济兴发报:新冠疫情以来,人们对于环境史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为何大众以往对环境史会处在一种长期忽略或并不重视的态度中?

费晟: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干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了国际关系。这再次提醒我们,自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人类理性的既有准备。

在此之前,大家早已经认识到各种人类经济发展活动引发的环境变化可能制约甚至反噬我们的发展成就。我们对自然需要有敬畏之心,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紧迫和必要。中国上上下下都越来越有生态和谐的意识,注意环境人文学的研究,绝不是一时兴起的赶时髦。因为人类只有理解了自己与自然界其他要素互动关系变化的历史,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现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个人以为,环境史的出现,不仅得益于现实环保运动的激励,也来自于一种价值观的变革。它不仅意味着蕴藏于各种本土文化中朴素环保思想的再生,也是建立在反思现代化、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价值观的基础上。

经济兴发报:近期世界各地频发的自然灾害,让人们也更关注环境史。在舆论场中谈及灾害时,人们总是试图在“天灾论”、“人祸论”选择归因并争论不休,作为环境史学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舆论现象?对环境史学家而言,“自然与人”到底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关系中呢?

费晟:一般意义上说的环境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它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这里的意思是,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反之亦然。因此在环境史的语境里,自然变化一定是跟人类活动发生关联才会被考虑的,哪怕不是那么直接、急剧或显眼。

“灾”这种表述,首先是对人类立场来说的,因为大自然无时无刻在变化,人类眼里的灾,对其他生物来说未必是“灾”。所以说,只要是灾害,那就不可能是单纯归因于自然或者人为因素。我上课总是举例子,我说印尼火山喷发从来都有,你人跑到那里定居,被折磨了,火山喷发才成了你的灾,可是火山灰肥田啊。如果明知道一个地方存在火山爆发隐患,还形成了人类定居,显然说明在这群人祖先心目里,有些事情比火山爆发还可怕,而对世代居住在火山下的居民来说,火山爆发是一种他们能力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定居选择,哪怕会死人。

由于自然界变化的复杂性经常超过人类理性的预测能力与掌控能力,所以应对灾害的目标,或许应该是适应灾害或者尽可能降低灾害的直接冲击与次生灾害。因此,民间应对自然灾害的知识技能及其传承、特定社会体制对灾害的防控与治理能力、再加上自然要素变化本身的强度和范围,共同决定了我们对作为灾害的自然现象的感受。

需要注意的是,人与自然这样的表述可以更为严谨些,比如“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因为我们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定胜天或者人只能对天逆来顺受,都不是妥当的自然观。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我的书是环境史作品,就是要强调环境史不是研究环保史的,也不是只关心人类破坏环境的历史,而是希望说明人类历史进程不仅仅由人类社会内部因素决定,也有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人类与环境是不断博弈的。人类适应、改造环境并且创造新环境的过程,是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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