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的二本学生照见了这个时代

林建刚2021-09-15 22:42

林建刚/文 每当高考帷幕落下,人们关注最多的,都是那些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亦或是985与211高校的学生,而那些普通二本高校的学生,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大学的读书情况与毕业之后的生活,很少有人关注。作为一个二本院校的老师,黄灯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飚语),从二本学生进校到毕业之后的10年作为兴发时段,持续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为我们展示了诸多值得深思的人生故事。

在黄灯老师这本《我的二本学生》中,我们既看到了二本学生在求学时代的悲欢离合,又看到了他们在毕业之后的喜怒哀乐。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背景下决定二本学生命运的因素,又可以看到二本学生的哀伤与无奈、挣扎与彷徨。

我的二本学生

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 黄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8-1

90这一代

刚刚修订的《计划生育法》进一步放开了三胎的生育,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生育自由,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我的二本学生》中涉及到的学生,一部分是85后,另一部分是90后,这一时期,我们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这两部分学生的出生和成长,都与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

黄灯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这些学生们的真实人生。此前,我作为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想当然的认为计划生育仅仅对80后有影响。没想到,90后的人生也与计划生育息息相关,甚至影响更为深远。

1990年出生的许小冬,因为父母外出躲避计划生育处罚(其父母在他出生后的五年内,又陆续生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自小与爷爷奶奶长大,与父母产生了很深的情感隔膜;1993年出生的王小西,由于父母此后又生了两个弟弟,罚了不少款,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1996年出生的刘小琴,在弟弟出生之后也被罚款,妈妈需要照顾刚出生的弟弟,无暇再打工挣钱,家庭收入也一落千丈……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对90后一代人影响至深,这种多子女的农家子弟,往往会迫使父母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孩子在童年长时间见不到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常常导致性格的自卑和性情的孤僻。

而这几个学生,都又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孤独的童年时期遇到了图书馆,为自己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窗,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一定程度上疗愈了童年时代爱与陪伴的缺失。许小冬小时候喜欢读《西游记》,总将自己想象成那个无所不能的孙悟空;王小西邂逅了简陋的图书馆之后,沉浸在《读者》与《青年文摘》的世界。高考过后的暑假,一边打着工,一边在老式诺基亚手机上读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小琴也是因为发现了村里的图书馆,小时候她和妹妹最快乐的事,就是去读金庸的小说。

这样真实的人生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在计划生育政策转向之后,每一所中小学都应该有一所小小的图书馆,供孩子们放飞自我、驰骋想象。

城中村

从《我的二本学生》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子弟,在大学毕业之后,为了留在城市,大都有居住在广州城中村的经历。具体到黄灯所在的广东F学院,那就是广州龙洞的城中村。可以说,这几乎是每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

如何看待城市中的城中村呢?在地方政府眼中,城中村代表了城市中芜杂、混乱、无序的一面,因此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将其拆掉,然后修建摩天大楼。然而,黄灯通过调查发现,正是有了城中村的存在,才让那些寒门子弟——尤其是二本学生们,在大城市有了一席之地。这些城中村,让他们相对从容地在城市中寻求发展机会,也让他们在奋斗的岁月里有一间小屋。

城中村的存在类似于蓄水池,鼓舞了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谋求发展。这让人想起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在这本书中,道格·桑德斯将城中村定义为外来移民的最初落脚点,并认为这些落脚点不能轻易毁掉,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如果将人比喻成水,那么城中村就类似于储备人才的蓄水池。它通过低廉的房租,留下了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其实就是留下了丰富的人才储备,这既有利于青年人通过奋斗走出城中村,又可以让市民大大降低生活成本,属于双赢的局面。一旦拆除,城中村的蓄水池功能消失,梦想在城市奋斗的青年人被迫离开,就会导致双输的局面。

黄灯的兴发与道格·桑德斯的论断不谋而合,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十多年前的“蛋屋”事件。当时,一位北漂青年无力承担房租,于是订制了一个“蛋屋”,解决了居住问题。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于是“蛋屋”很快消失了。毫无疑问,媒体报道的初衷是希望对高房租进行反思,帮助这些北漂青年。然而,新闻报道出来后,当事人其实更加艰难。差不多前后的时间,学者廉思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出版了《蚁族》一书,披露北京唐家岭一带有大量大学生聚居,他将这些大学生命名为蚁族。毫无疑问,廉思在呈现事实的同时,也希望引起关注,帮助这些大学生摆脱困境。《蚁族》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后来唐家岭也被改造了。不过,北漂的大学生们此后是否更容易落脚了呢?

黄灯的二本学生们,很多都曾是城中村的租客。如果我们确信城市的发展需要人才,鼓励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梦想,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观念,重新审视与估量城市城中村的蓄水池功能,不应该将城中村一拆了事,而是应该想方设法改善城中村,为青年人、为这些二本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分化

通过对2006级学生的跟踪调查,黄灯还发现一个现象:这一级的学生,在毕业8年之后,已经出现严重的分化。有学生如贺小环,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家庭的帮助,在广州拥有了8套房;也有学生如段小林,因为有经商才能,在广州的核心地段也买了3套房。而更多的学生如赵小勇、周小兵,几乎还处于“月光族”的状态。

为何如此呢?在黄灯看来,2006级的学生,在毕业几年之后,能不能通过家族的帮助,及时在广州买房,成为了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一步。对比分化严重的两组学生后发现,两位差不多实现财务自由的学生,其家庭状况本来就不错,在选择职业时也有一定自由度。当发现第一份工作不尽如人意时,他们会果断选择辞职,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最终找到一个相对适合的工作。而那些家庭状况本就不佳的学生,由于经济的压力,即便工作不顺心也往往不敢辞职,因为一旦辞职,就会陷入断炊的窘境。这样,越是犹豫不决,越容易错失机会……对此,黄灯论断说:对那一班的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这些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由原生家庭决定。

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的论断:“年轻人群能否成功地就职,不仅反映了其本人的实力,还折射出其家庭所属的阶层……因此,并非因为成功就所以是‘胜组’,而是因其本来就是‘胜组’,所以才能够成功地就职。”这里所谈到“胜组”,所指向的也是原生家庭。

作为70后的黄灯,比较了她们那一代人与她的学生这两代人的奋斗史。70后的黄灯那一代,在当时还是精英教育的时代,考上大学基本不愁找工作,读书改变命运是确凿无疑的,即使是没能考上大学,只要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变化,前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打工、经商,只要吃苦耐劳,大概率也能获得财富的增长与人生的转机。

到了黄灯所担任导师的2006级学生,也就是1985年后出生的二本学生这一代,在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后,有的学生通过奋斗也在城市买了房,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但还有一些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城市扎下根来,不得不回到乡村。对他们而言,时代给予的更多的是夹缝中的光芒……而到了黄灯担任班主任的2015级的学生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等到这些95后的学生毕业后,房价已经完全飙升了上去,似乎夹缝中的光芒也消失无踪,要想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扎根,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当下“佛系”、“丧”、“内卷”和“躺平”等词汇风靡一时的原因。时代的机遇,留给95后的青年人或许真是太少太少了。同样在《下流社会》中,三浦展这样写道:“当整个社会形成一股上升气流时,即使个人缺乏上升意欲,也可以在不知不觉间随大气流一同上升,而当整个社会不再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只有上升意欲极其强烈并且拥有一定能力的人,才能最终上升,不具备上述动力的人便只有跌落了。”

据此可以说,70后与80后的中国大学生,经历了一个有光有热的上升时代。在这样的上升时代里,正应了1998年修订版的《新华词典》中那个著名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从1998年的历史语境出发,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的真实。不过,在当下的90后甚至00后看来,这句话就带有了浓厚的反讽意味了,当你努力奋斗但面对高房价依然望洋兴叹时,或许很难再有昔日那种乐观主义精神了。

换句话说,当人们处于上升时代,奋斗可以改变命运,人们对此有亲身体会,故而才会洋溢着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果时代真的反转了,人们处于下沉时代时,任凭你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原生家庭带给你的桎梏时,人们就会怀疑读书的价值,质疑奋斗的意义。

(文中涉及的学生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