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视角下的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关系

金成武2021-11-01 17:14

(图源 IC Photo)

金成武/文

一定地域上的一定人群构建的某种政治体制(或者政权形式),必然总联系着某种财政体制。很容易理解的是,正如一个家庭一样,一个政权或一种政治体制的运行情况,与其财政体制的运行情况相互依赖。而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情形是怎样的,是如何演变的,是不同领域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詹姆斯·麦克唐纳在《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以下简称《金融起源》)一书中,从金融的视角对两者的关系——具体说是公债市场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关系,作了一种独到的解释。

正如《金融起源》译者杨宇光先生在《译者序》中指出的,19世纪以前,关于民主制度的起源主要有两类观点:古希腊城邦传统与日耳曼蛮族部落传统。但这两种观点都有不易解释的历史情况。关于民主制的起源,无论哪种解释,都必须说明,历史上,城市资产阶级崛起、封建王权衰退、当时城邦(国家)间的各种关系及变化,这三者与民主制度形成的关系。而金融体系在同期的演变、成熟及壮大,成为解释这一关系的重要视角。同时,这一解释本身也天然对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说明。而这正是《金融起源》一书的目的。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不同政治体制的城邦(国家),其财政体制一般也不同,两者在类型上有一定的相关性。与大多数学者着重如何从政治体制的形成解释财政体制的形成不同,作者在《金融起源》中着重如何从财政体制的形成解释政治体制的形成。具体地,作者认为,历史上,在西欧地区,作为财政体制一部分的公债市场,与作为政治体制一种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相互独立发展的——如作者所言,“民主制度是战争财政需求在公债发明之后在政治上的反映”,这种非独立性的基础恰好是金融体系在本地区的发展与壮大。为了进一步扩展与强化自己的观点(假说),作者将讨论的时间范围扩展到数千年前至法国大革命。“最终发现,尽管政府债券市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经济力量,但它同样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而正是公共信用的这个政治维度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崛起。”

任何政权自建立起都面临公共信用问题,这也是政权能否持久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政权从其内在性质说天然要处理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也就要处理与全体社会成员各种活动的关系。而公债可以说是这种公共信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的集中表现。公债从形式上确立了政权在未来对社会成员负有经济方面的责任或义务,这与税收从形式上确立了社会成员对政权负有经济方面的责任或义务是不同的。公债可以在经济方面显化政权的公共信用,并在社会成员中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预期,并且允许社会成员自由选择是否与政权进行债权债务交易。这就可能实现从经济化的公共信用关系向政治化的社会成员民主权利关系的某种过渡。这是《金融起源》想论证的中心内容。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很早很敏锐地就洞察到,在未来长期内,公债与税收的等价性,如果政权总是要清偿债务的话,当前的债务未来迟早还是要由税收来清偿。这在后来通称为“李嘉图等价”。这里涉及的是,公债与税收及财政支出收益的人际与代际分配问题,或者说,如果公债清偿是硬约束,公债只是起到了在不同(包括不同代)社会成员间分配税收责任与财政支出收益的中介作用。当然,就后世而言,政权的收入或资金来源也更多样化,不必只有公债与税收两种(不妨指出的是,政权在垄断信用本位货币发行权后,以通货膨胀减缓之前的公债存量,这本质上可以算作另一种税收:通货膨胀税。这种作法本书的作者也在后面章节提及了)。但是公债与税收发生的顺序,以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权的公债存量可能逐渐增大的事实,这些还是说明了政权公共信用的长期显性经济化,同时,历史上公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里总会牵涉社会成员与政权的经济关系和他们与政权的政治关系间的关系。

作者在《金融起源》中作了大胆的尝试,力图将西方民主制度内生于金融体系的发展。这挑战了许多传统观念,可以让我们对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有一个更新颖、更特别的认识。但是,将民主制度简单溯源于金融,也容易“费力不讨好”,因为其中仍有大量问题悬而未决(作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实物生产高度发展的结果,既是分工与专业化扩展及生产技术进步的产物,也服务于分工与专业化扩展及生产技术进步,实物生产高度发展会衍生大量的人际及企业际信用关系,来彼此协调各种交易活动的时空分布,这客观上需要人们发展出更成熟的金融体系。换言之,金融体系的发展也是其他多种因素的结果。民主制度仍可以进一步溯源于其他因素。此外,民主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相对于金融关系及金融体系,市场关系及市场体系是更为根本的。当政权以货币形式征税(而不是简单征实物税)时,虽然在征收时是强制行为,但是在支出时是市场交易行为,这其实也是对其与社会成员间的某些市场关系的承认,也是接受与利用了货币及市场体系带来的便利(多种交易成本的节约)。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不同政权界限内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整体市场关系壮大与各政权征税成本变化间的关系,在从金融视角考察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间关系时,也是应该着重考虑的。类似地,作者反复强调战争与公债的关系,但战争的起源与生产的发展间的关系,也是应该着重考虑的。这样可能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