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金:“描写忧愁可能是我受欢迎的根源”

云也退2021-12-20 18:27

菲利普·拉金塑像 网络图片

云也退/文

写文章的人和读文章的人,两者之间有着永恒的不平等,那就是,读的人用于读的时间远少于写的人用来写成作品的时间,极端的情况下,写者耗尽了心血,读者匆匆浏览。书写者为此必须善于给自己减压,把心态放轻松些,如果总是为自己的心血被低估而耿耿于怀,他们就无法持久地写下去。菲利普·拉金的这部随笔合集,定名为《应邀之作》(李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貌似是表现谦虚,实际上就有表示放松的意思。

拉金是位广受喜爱的诗人,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称呼他为“诗人们的诗人”也不为过,因为获奖诗人如谢默斯·希尼、德雷克·沃尔科特都真心推崇他。拉金的诗风,以四个字来概括,可谓“明白如话”,最经常被拿来跟他做对比的,就是T·S·艾略特,与1950年代登上诗坛的拉金相比,艾略特显然属于“上一个时代”,他讲求智性,倾向玄学,字句需要大量的阐释,而拉金却是偏于沉静、明白,文字清晰易懂,而反讽的机锋就在这清晰之中涌现出来。像是著名的《上教堂》一诗,拉金一上来的两句:“我先注意里面有没有动静,/没有,我就进去,让门自己碰上”,并无刻意讽刺的意思,但就显得那么讽刺,让人失笑,好像教堂所固有的那种肃穆虔诚的属性,就在一个旁观者懒散的动作里被彻底瓦解。再像《降灵节婚礼》,拉金写了某一年的降灵节,他路遇一趟婚礼的事,偶遇时的好奇、天真充塞了他的笔触:“我们面前掠过一些笑着的、涂了发油的姑娘/学时髦又学得不像,高跟鞋加面纱/怯生生地伫立着……胖母亲们嚷嚷不/一个大声骂着脏话的舅舅:然后是新烫的发/尼龙手套、种种假冒的珠宝……”

拉金刚好出生在艾略特凭《荒原》成就名声的1922年。他也有意识地以艾略特为一面镜子,从中照出自己截然相反的风格。在《贝杰曼的融合》一文中,他不无讥刺地说,艾略特的一句致命的话语——“依照我们当今文明的存在状态,诗人们身处其间,必然会变得令人费解”——形成了一个“轻型训诂产业”,也就是说它在被人百般阐释之中奉为经典,奉为某种现代主义的圭臬。拉金自然认为这是一条无聊的途径,他自己的诗句叙述松弛,有时接近随意,驱使让读者卸下所有的紧张戒备,从而领会到,没有什么极为严肃的事情,是不能以这样的笔触来书写的,而诗本身也不该是什么智者给大众设置的谜题。

然而,松弛不代表对意义的无所谓。在《上教堂》中,拉金对于一个置身局外的人那种“被冷在一边”的感受抓得极准,常常让读者感动地注意到其中的怅然。到了此诗的后半段,他想到,今天和以后的人们,会像诗中的“我”一样,越来越远离和冷落教堂,对它感到陌生,人们将不在纠结于该不该信仰,而是干脆就觉得信仰与否与他们无关了:“等到连不信神也没有了,还剩下什么?/荒草,破路,荆棘,扶壁,天空。”这个表述的关怀太深,又太朴实,直接把这首诗推进了经典名作的行列里。

从各个角度上看,拉金都符合19世纪的兰波对诗人—艺术家留下的告诫:“必须绝对现代。”但是,“现代”在拉金这里,首先意味着诚实,不装腔作势。他无比推崇约翰·贝杰曼,他的文章,在一种相当矜持的水平上吸引着对贝杰曼一无所知的读者。贝杰曼“感兴趣的不是自己,而是各种体验。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它能够仔细品味这些体验,包括成为自己的体验。”他引用了这么一句贝氏的诗:我被未受玷污的橡木割伤手腕/推开我父亲的沉重身体砰的关上门——/好像疯子一样奔跑像疯子一样奔跑啊奔跑……

拉金说,贝杰曼的无韵诗平铺直叙,像流水账,那是因为他“甘愿俯就囊括一切事物”,而这一点,他断言,是对艾略特那句结论的前提的必然引申。艾略特为什么说现代诗人必然费解呢?因为现代文明的经验是绝对的复杂,充满了差异性,乃至杂乱无章,艾略特认为的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曾经被宗教所统摄,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则彻底瓦解,任何人置身任何地方,举目所见都是分散的信息,字句,事物的名字,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这种体验于今当然更甚),所以诗人想要表现它们,就免不了费解;但是,从艾略特的前提,拉金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诗人完全可以以明白易读的诗文来表述这样的经验呀!你看,贝杰曼的诗不就是这样的吗?

拉金并非一味针对艾略特。他很清楚,对一个原创性的写作者而言,成名必然伴随着一个情况,即他的观点会引起一犬吠形、十犬吠声式的回应。一些最优秀的头脑之间,应该更多地保持联络和对话,而非彼此排挤和讨伐。然而,拉金对诚实这一点的捍卫,使得当前辈被过多地关注、引用和解释的时候,他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清流。他诚实地说出他的所见时,我们却往往被震动,才意识到,由于对此从来未加思考,我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听来的高调的空洞之词,或是自以为是的、只能用来感动自己的见识。

举一个例子。1972年,伦敦的旧藏古籍书商协会策划一场以爱书人为名义的活动,请拉金贡献点文字。在《应邀之作》中收录的这篇题为“书籍”的短文里,拉金写道:“我从来不会自称爱书之人,就像我不会自称热爱人类一样:我爱不爱,完全取决于书或人的内在品质。”

简单的一句话打破了那种人们习焉不察的浮夸,让我们意识到那个被用滥的流行句式——当我们说起/谈论XX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起/谈论什么——是种多么有力的拷问。随后,他话锋一转,开始谈论他身边那些不知不觉地越堆越多的书,从而印证了他评论贝杰曼的那句话:他“感兴趣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体验”。他述说了摆在自己工作台边的十二位诗人的作品,这十二人里(当然包括贝杰曼,还有霍普金斯、哈代、惠特曼等英语世界公认的大师级诗人),基本上每一位都为他所娴熟地引用。他坦率而不乏风趣地讲到了此中的矛盾:写作的初衷,是觉得现存的书籍多少都有些不如人意,然而写作者又构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文明象征物,于是只能继续写书。

另一个例子:1979年,《兴发家报》在访问拉金时,好几个问题都围绕着他的“局外感”来做文章。访问者问,读者对他的诗中的那种“忧愁、失落、交臂相失的感觉”,是否确实反映了他看待生活的方式,拉金的回答是聪明的:“描写忧愁很可能是我受欢迎的根源所在,如果还有人欢迎的话——毕竟大多数人确实感到忧愁。”

这种反讽同样显示了他的诚实,以及适当的警觉:倒不是对别人在他的生平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保持警觉,让他警觉的是,别人会以一两个词汇来概括他的全部体验。这一点很可以理解:既已把诗作为他最适意的自我表达的方式,更何况他的诗还最擅长温和地囊括各种各样的细节,他便难免要对其他的形式,例如谈话的形式,都保持一定程度的挑剔。他坦言自己口吃,因此害羞,更被同龄孩子瞧不起,他也小心地不把“童年不快乐”的总体感受同这些因素建立单一的因果联系。像他回答《巴黎评论》的提问时所说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不是个快乐的孩子,另一方面他要补充说,“我的童年很正常,舒适、稳定、充满关爱。”

他终身未婚,他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局外人”。不能不说,他对人们常规献给孩子的赞词是啧有烦言的,他用不带幻想的眼光去看待英国所有未满14岁的孩子,这些人,被他称为“野蛮的七分之一”(1959年英国总人口数为5190万,儿童人口为七百多万),说他们“不受制于理性,也不受制于责任”,因而浑无心肝、野蛮十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婚的某种理由,我们也会推想他缺失与孩子共处的经验。当他在写诗时需要调用这种经验时,他必须把自己变回孩子,换上一副必要的眼光——这对诗人来说是“基本功”;而拉金也向来是一个人身兼多职,干完所有的事情的。

书中相当漂亮的一篇书评《野蛮的七分之一》,是对一本田野考察作品——一本研究儿童口头语和修辞的专著的读感。不过,他并非仅仅用这本书来支持自己对儿童的消极看法,而是对作者的各种结论做出了推敲。他努力减少评判,增加好奇:研究这堆乱哄哄的谣曲、笑话、谜语、奚落调侃和绰号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又说,书本身给他留下了“小孩子们总体上极其乏味”的印象,可这实在值得怀疑。这里,拉金相当于在使用“测不准原理”思考问题:考察者(作为成年人)一旦有了收集孩子的日常语料的意图,这意图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考察的结果;他同情那些被考察的孩子们,尤其是,当说到圣诞节已经缩减为“孩子们的节日”时,拉金的忧愁,不经意间就满溢到了纸上。那就是他在《上教堂》一诗中所流露的忧愁:成人事实上都抛弃了信仰,认为那是迷信,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习俗,而孩童的圈子里还奉行着它们,就像孩童还会相信,在考试时翘起二郎腿会带来好运一样。那么,当孩童不可避免地成人,他们对带有神秘感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程度,会不会比他们的父辈更低呢?

拉金娓娓的诗风,显得他天生就是一块写散文随笔的料,《应邀之作》的文章,哪怕是那些评论其他诗人如威廉·巴恩斯、艾米莉·狄金森以及约翰·贝杰曼的诗的文章,其自身都可以转写为一首拉金自己的诗。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诗人和散文》一文中,叙述了在他的眼里,写诗和写散文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什么呢?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涵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警觉高涨的情绪中潜伏的危险。诗人又可以向散文学到什么呢?不多,对细节的重视;对土语和官腔的采用;结构技巧(这方面最优秀的典范是音乐)。”

而写诗的拉金和写散文的拉金是一体的,从散文中呈现出来的,是已经从写诗的拉金那里学成出师的拉金。他显然对词语的力量极为敏感,深谙让其在上下文中“发酵”,而从不主动释放“高涨的情绪”这一高明的行文之道。拉金一生在多个大学图书馆里工作,他的《单枪匹马,未经训练》一文即对自己走进这一行业的回忆,他说,当他在22岁那年秋天,考虑到附近一个小城市的图书馆去面试时,他先做了一番功课。这时,他的父亲忽然出场了:“不动声色、笑盈盈地递给我一本绿色封面的调查报告。”

那是一本《大不列颠公共图书馆体系》,他就把书带上了火车,在车上边读边准备面试。接下来的一段叙述极为好看:他发现,这本书写得很好,作者用寥寥数笔就鲜活形象地概括了地区图书馆的状况,设施破旧,管理水平落伍,

“还在使用肮脏的检索指示卡……儿童书籍甚至比提供给成年人的书籍还要污秽得多。单枪匹马的图书管理员完全未经训练。”

这真是引人入胜,不仅是书中的这几句话引人入胜,而且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拉金的心态也引人入胜(因为他自己正预备去做那个“单枪匹马”的新手);最后,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注意到,之前他父亲把这本《体系》交给儿子时那“不动声色、笑盈盈”的表情,是引人入胜的顶点。父亲的笑容何其诡秘,启发了读者的联想:他希望儿子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是摈弃对图书管理员这一行当的幻想吗?恐怕不是。父亲是把决定权交到儿子自己的手中,而并不想打消儿子好奇的热情,使他还没抵达火车站,就闷闷不乐地折返回家。

他是多么信任儿子,这信任又以多么大的智慧为支持。我猜想,父亲很少为拉金的口吃和羞涩焦虑过,他正是拉金关于自己的童年“舒适、稳定、充满关爱”的证明。如此看来,拉金无儿女还真是有点可惜,因为他没有机会展现从自己父亲那里继受下来的这方面的基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