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铁饭碗吗?

井湉灏2022-01-04 21:18

哈尔滨商业大学 井湉灏、李思浓、赵鸣鸣/文

四层楼高的工厂车间,轰轰作响的设备机器,闷热逼仄的作业环境,对已经工作了40年的钳工李贺文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在李贺文眼中,铁路+央企,这种收入无忧且环境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一直是老一辈东北人追求的铁饭碗。

李贺文是老三届,退伍后进厂做了车工,上世纪90年开始做钳工至今,他的侄女则在央企干了几年后离职,成为了一名培训机构的老师。“铁饭碗”对于两代人有着不同的人生价值,也成为折射东北地区异于南方经济发展面貌的一面镜子。

那时候熬年头,现在看工作强度

70岁的李贺文是老三届毕业生,家里姐姐去当兵,哥哥上山下乡,唯独他一个人18岁就进了原哈尔滨车辆厂(现中国中车集团哈尔滨铁路轨道装备有限公司)当工人。工作了两年,怀着报效祖国的志向,又去沈阳军区机械化部队当了近5年炮兵才转回来工作。“七几年都包分配,我们那时候当兵回来都有工作”,李贺文退伍后直接回原厂做车工,90年开始转行做钳工。

沉重的器械、嘈杂的环境、趴在车底下安装制动,这样的环境和工作内容使车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但那时候没对象有人给介绍,没工作政府帮转业,没房子企业给分房。央企改革前的“铁饭碗”用今天的话说是真香。

现在李贺文所在的车间,一线工人的待遇除五险一金外,月薪普遍在3000-4000元,而像李贺文这样退休回家又被返聘的工人,工资按天算,一天大概100元,但厂子已经不再负责缴纳五险一金。

2010年前后,李贺文所在的工厂正式工人月薪2000出头,而那些刚进厂学技术的工人,一个月不到500块钱。但只要可以独立操作了,就能赚和正式工人一样的钱。“我们那时候不行,你就是独立操作也不行。”李贺文说,他刚来这个厂子时,还实行八级工资制,刚进厂的学徒是一级工,第一年月薪18元,第二年20元,直到变成二级工也就是出徒后工资变为38.9元。此后工资随着级别和年份的增加而增长。那时候熬年头,现在看岗位,比如工厂的老人在仓库做发件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即便他工龄时间长,但由于工作强度不同,工资也没有一线工人多。

央企工资制改革前,李贺文所在的工厂工人工资只在工龄上有差别,而改革后,工人之间的工资主要区别于工作强度,工龄的长短对工资只占一小部分的影响。不过李贺文对于现在一天100元的工资是比较满意的。

缺人吗?缺!招人吗?不招!

本世纪初以后,第一批独生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家都是一个孩儿,哪舍得让孩子去工厂吃苦受累,都想轻轻松松的赚钱。” 技工工作环境苦、培养周期长,就业环境差、薪资待遇较低等让年轻的技工纷纷另谋出路,李贺文的侄女李倩就是如此。

李倩2009年毕业于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园艺花卉。“咱东北这边天气冷,花期也短,就业环境不是很好,而且如果是招种果树的还比较偏向于男生。”她说。

黑龙江省较差的就业环境使李倩经历了“毕业即失业”,“我们班一共35人,现在还从事本专业的不超过5个,其中有的从事农业方面,有的当了技术员,目前已经没有人干花卉了。”李倩说,毕业后她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了原哈尔滨车辆厂学习驾驶桥式起重机,半年后李倩成为了一名天车工,主要工作是驾驶天车,配合一线人员生产火车、地铁等大型车辆。

李倩在原哈尔滨车辆厂的第二年就成为了正式员工,但在2015年李倩还是选择了离职。“2011-2013年都挺好的,活很多,有时候还得加班。但是到2014年活少了很多,但是央企嘛,为了保证你每个人都赚钱就实行了轮岗制。”轮岗制实行后,一周五天的班李倩只能去一天或者两天,其他时间都在家里休息,收入最少的时候只有1100元。

“说实话有点活不下去,而且当时年轻啊,想出去玩吃个饭啥的都得靠父母接济”,24岁的李倩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选择了离职。现在的她在考研辅导机构工作,成为了一名咨询处的老师。李倩现在的月收入是4000多,她说:“要比车辆厂好一些,但是每一个行业都没办法说能多久,只能说充实自己,为下一份工作做好准备。”

在原哈尔滨车辆厂,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一线技工的身影,正如李贺文所言,“我这个年龄段(七十多岁)的能有十多个,剩下的基本都是即将退休的。其他央企的厂子年龄最小的也要四十多岁了,根本没有年轻的。”技校的学生质量良莠不齐,企业也不愿意招收不能顶岗的技术工人,导致技术工作岗位出现严重的年龄断层。

“现在的职业学校都太糊弄人了!”李贺文无奈的说道,“2000年之前都是企业去培养技校的学生,学生先学两年理论,还得去厂子实习一年,而且理论也要去工厂边看边学。现在的学校就自己建个小的实训基地,练练就拉倒了,真正的实际操作都没接触过。”

职业技术学校生源质量的直线下降让企业不得不在招人之路上另寻他法,在订单多的时候外聘一些技术成熟的工人来顶岗。外聘的工人不用企业来负担他们的五险一金,可以随订单量的增减选择聘用时长,又不用重新培训,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控制成本。

当问到为什么不招聘这些成熟的技术工人时,李贺文笑了,“我们招人是需要有指标的,现在每个央企国家还要往下减指标呢,哪有多余的给你去招人呢?”铁路的企业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任务量来衡量是否招人。就目前来看企业的产能接近饱和,没有多余的订单也就没有招人的指标。

央企的减员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解雇,而是有三种选择,一是建新厂时工人跟过去;二是买断工人工龄从此企业不再负担工人的五险一金;三是假退回家。铁路的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一直在减员,而外聘的这些技术成熟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当时买断工龄的工人。

曾在原哈尔滨车辆厂工作的钳工老朱,在2010年买断工龄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后,去了浙江某乡镇企业,依旧从事钳工,现在的月工资达到了1万以上。“但像老朱这种他签的是临时工,得自己交五险一金,还是不太稳定。”现在李贺文每个月的退休金达到了3900元,加上返聘的收入每个月能达到6100元以上。而老朱因为是临时工,一个月要自己缴纳1600元左右的五险一金,一个月到手的纯收入是9000元左右。在原哈尔滨车辆厂,像老朱这样较早买断工龄去南方发展的人并不是个例。

近些年东北经济发展缓慢,工厂技术水平落后、产能低,薪资待遇低,留不住人才。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省年度数据,2020年末黑龙江省常住人口为3185万人,比2010年末足足减少了648万人,人口流失高达16.87%,是全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省份。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全省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减少了358万余人,劳动力人口流失更为严重。

“铁饭碗”的背后,南北能否齐头并进?

近年来,东北地区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企业效益低下,李贺文所在的原哈尔滨车辆厂也同样窘迫。

相比东北,南方企业发展的势头为何日渐猛烈?提到南北差异,李贺文也有自己的看法,“南方的厂子机械化程度高,不断更新设备,国家跟进投资,这个厂子效率就越来越高。”

工厂机械化普及,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不可避免纷纷减员,但减员不仅是与机械化和工人对产品的熟练度挂钩。“工人也是在想各种办法减轻自己的体力劳动。怎么办呢?做一些工具,我就轻巧了,但是增效就导致了减员。比如咱们组应该是6个人干活,但是有1个人的活工具能干了,这个人就可以走了。”

新进动力不足,减员仍在进行,“内卷”同样存在——被减掉的员工又通过返聘的方式回流到工厂,获得基本收入,但失去五险一金和晋升渠道。

疫情期间,各行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的收入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李贺文所在的工厂也没有停工,正式员工的收入只减少了10%左右。用李贺文的话说就是“你看这就是央企的好处,不管国家到啥时候,咱都不会被落下。”在李贺文所在的老牌东北制造工厂,“铁饭碗”仍然很香。

黑龙江作为曾经的重工业基地,拥有众多的央企和国企,老一辈人对稳定和有编制的工作有着长久的向往,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影响了下一代。国企改革20多年了,在这期间,珠三角、长三角在南部崛起,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南方城市紧跟改革步伐蒸蒸日上。黑龙江作为资源型省份仅在20世纪初能源价格飞涨的几年间有所收获,但也错失了经济换挡的时机。随着四大煤矿和大庆石油的能源开采日渐枯竭,大型国企央企积重难返。

铁饭碗虽好,但容易“生锈”。对于李倩这一类生活在东北的年轻群体来说,“稳定”的背后,不算高的收入、一成不变的生活也让铁饭碗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在李贺文这个经历了几十年企业变革的老人眼中,宇宙的尽头是“铁饭碗”,这不是一个伪命题。

(本文系经观大学生训练营-未来创新计划暨第二届融媒体作品大赛三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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