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学地图》编著私记

张鸿声2022-01-12 02:16

(作者母亲与军事学院同事在灵谷寺,左为作者母亲   作者/供图)

张鸿声/文

我喜好城市地理,又兼研究城市文学。2011年的时候,中国地图出版社与我商谈,说是否能做成一部以近现代文学对北京城市的叙述为对象,以北京城市地理为脉络的随笔式文化著作。既能作为随笔散文来看,也能作为文学旅游的导读。所以,我就主编了文化著作《北京文学地图》。这之后,出版社又力劝我再主编一本《上海文学地图》,也于2012年出版。两本书出版后,虽然出版社好友一再邀约编写其他城市的文学地图,但我因工作岗位的变动,逐渐懒惰。大约五年前,一些朋友觉得,以中国之大,以文学叙述城市的作品极多,还有若干个文学城市的地图需要去发现。于是,对于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的“文学地图”编写又开始了。陆陆续续,《成都文学地图》和《南京文学地图》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苏、杭的两本书也即将出版。

这四本书,考虑到篇制方面的统一性,只有我写的一个总序,每本书并无后记。但是,对于南京一书的编写,因为我们家曾在南京居住,这种久远而模糊的记忆又被召唤出来了。所以,在编著阶段,就百感交集。在《南京文学地图》出版之时,虽然不能将这种感念写进后记,但还是有触而发,就当是一篇短文,单独写下来,纪念一下。

说道我们家与南京的关联,其实,说的就是我的父母。

父亲是河北省张家口人,就当年而言,其实是察哈尔省人。现在的河北省境,在民国时期,还包括了当时的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若干地方。察哈尔省,常被简称为“察省”,即所谓“晋察冀边区”的“察”。其名,因蒙人之一部而来,多蒙人。老实说,现在隶属于北京的延庆区,在民国时期,亦隶属察省。

我家先祖原居山西大同一带,清末迁居察哈尔,纳地置产,遂成乡绅。这是清代山西人“走东口”常见的路线。因为这种情况,张家口话大体属于晋方言,我父亲也说一口混合性的山西话(严格的说,北京的延庆也属于晋方言区)。祖父是察省爱国士绅,宽厚而豪侠,喜交游且广人缘。在日本军队攻占察省,曾有维持地方之举。有晋察冀抗日部队路经,则常常杀猪宰羊,置酒备盏,招待义军;还为边区部队筹措物资,一时颇得声誉。我父亲出生在察省的赤城县,后来迁往省垣,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为了表示和旧家族决裂,连姓也改了。之后,到石家庄考入华北军政大学,未毕业即参军,并在1949年随军到了南京。

1951年,在原华北、华东军政大学的基础上,赫赫有名的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大约因为在华北军政大学读过书的原因,父亲就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在训练部做参谋。

母亲是南方人,与河北省完全不搭。母亲一系,大概在湖北省的荆州地区,人口众多。自外曾祖父以下,估计约有百余口。在汉阳、武昌、洪湖、嘉鱼、沔阳、沙洋、汉川、天门一带,亲眷极多。我小时候,最怕去湖北见亲戚。因为姨妈、舅、姨夫、婶娘等等,实在太多了,根本认不全,经常叫错人。若说是血亲、姻亲的平辈,那就更多了。因为怕叫错,见面只能哼哼几声,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母亲少时在沔阳读过师范,算是小知。我后来翻看母亲的老照片,有她与师范同学的合影,一众男生,只有她一个女孩儿。这种情形,今天是很难想见的。湖北刚刚解放的时候,师范毕业的母亲就参了军。几转几折,也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在队列部做文秘工作,部长是吴华夺少将。

两个青年男女,都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于是相识、恋爱、结婚、生子。这样一来,我们家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开始了。

由于刚刚解放,新中国百业待兴。南京军事学院并没有新建校园,而是使用了黄浦路上原国民党时期的国防部和陆军军官学校的院落,毗邻紫金山麓。这一处院落,往早了说,是清末的陆军学校。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开设陆军军官学校,便征用了满清时期的老三层大楼(俗称“一字楼”)作为办公楼。同时,又拆了一些老旧房子,兴建了大礼堂、憩庐等建筑。其中,大礼堂甚为有名,1928年设计建成,采用法国古典主义样式,坡顶,金属瓦。正柱廊立面门廊广大,有八根柱子,两柱一组,柱头为爱奥尼亚柱式,形成柱廊。后有三个拱门,拱券非常漂亮。之上还有钟楼。大礼堂有一段最为光辉的历史,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的典礼即在此举行。在大礼堂布置成的受降大厅,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投降书。至于憩庐,其实就是蒋介石的公馆。因为他兼过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也算是校长官邸吧。

父亲是来自塞上省份的北方人,生性拘讷,又兼军人本色,一点也不文艺。对于南京的南国风情,以及他天天上班要去的老洋房,好像没什么感觉。只是听他说过见到木地板、水门汀时的新鲜,说的无趣,我们听着尬尬的,也不多问。当然,据说也有风光的时候。刚到南京,骑着马在南京的街巷执勤,遇着南京的男女青年,常被簇拥,有时还有人献花。

与父亲不同,作为南方人,母亲在南京就惬意多了。翻看她过去的老照片,一册册,多是她与同事们周末在南京各处游玩的记录。所谓“同事”,就是军事学院的女职工,其实也就是一帮子20多岁的女孩儿,大多是南方人。既未脱这个年龄的稚气,又兼有读过书的小文资范儿,喜欢南京的山山水水,结伴游娱,与现在的年轻女性差不多。我见到的母亲老照片里,游览最多的,应该是玄武湖、灵谷寺、明故宫、孝陵卫等,因为离得近。照片中还经常出现谭延闿的墓,但我估计她也不知道墓中埋的是何人。我特别感触的是,彼时的玄武湖满植荷莲,之茂、之密,与现在的海淀诸园差不多。在游玄武湖的照片中,母亲好像经常是划桨人。其实,一条大船,上面坐了十几个女生,她哪里划得动?根本就是摆拍嘛!还有更有趣的。在灵谷寺拍的照片里,一群女生合影,竟有四、五个爬上了大铜香炉的炉顶,做姿摆势,上下簇成一团,煞是可笑。

到了1955年,我的大姐出生。因为是在南京生的,取名“红宁”。“红”当然是革命血脉的意思,“宁”就是南京了。之后,母亲被学校保送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俄语,周末往返于宁、沪之间。学业繁重,又兼在异地上学,孩子也只能送回湖北老家了。母亲的影册里,南京的照片减少,上海的开始多起来了。1959年,父亲转业,服从组织的安排,到了河南开封工作。母亲在大学毕业之后,也于次年来到开封,在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外语系任教,讲授俄语。自此,我们家与南京的关系,就只在相册里了。再往后若干年,我二姐和我出生。

现在想来,在我已经的岁月里,河北、湖北、河南、北京等地,都记录在各式表格、档案、文书里。甚至是山西,我都想考据一下先祖“走东口”的来由。独独南京,没有任何印迹。直到现在,我正确的籍贯地,还是河北赤城,虽然我一次也没有去过。那南京呢?那南京呢?南京之于我们家,当然主要是我的父母,有着难于湮灭的生命印记。你想想,一对青年刚刚成熟,他们参加工作、生儿育女的城市,怎么能不重要呢?特别是我的母亲,南京岁月,可能是她一生最大的精神依托。再说我了。过去,除了出差、开会、旅行,南京对于我只是一个研究、兴发的对象,并无太多私性的关联。但是,这次主编《南京文学地图》,一方面扒梳文本的资料,一方面翻检家里的老照片,竟与南京有了某种精神邂逅的感觉。我曾找了若干张父母在南京的老照片,准备作为书中的插图。当然,由于整个丛书的一致性,照片也没有用上。不过,编就这本《南京文学地图》,一方面是我的学术性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从我们家的角度,对理解这个城市,做一个注脚。

现在,读者手持《南京文学地图》,是在阅读南京;作为主编的我,看到这本书,也是在回念我的家世。所以,既完成了一份工作,又作了一次家族的精神旅行。欣喜与感伤,两者都在其中了。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