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鲁斯特抵抗绝望

史稷2021-10-11 14:08

(图源:IC Photo)

史稷/文

《追忆似水年华》是作家、文学批评家绕不过去的经典文学作品,关于这部作品及其普鲁斯特的各种语言的评论多如牛毛。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翻开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意味着开启马拉松阅读之旅。而波兰裔著名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约瑟夫-恰普斯基(Józef Czapski,1896-1993年)却在一个至暗而绝望的时刻,将这部宏篇巨著从文学精英手边拿起,与踏上死亡之旅的狱友们共同分享了一段非凡的精神之旅。

命运多舛的一生

约瑟夫-恰普斯基出身波兰贵族家庭,1896年出生在布拉格,童年在今天白俄罗斯明斯克附近的家族庄园里度过。他毕业于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见证了二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骑兵军官,并因在波苏战争中饶勇善战而获得波兰军事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进入华沙和克拉科夫的美术学院,之后在巴黎生活学习了七年,其社交圈子里有普鲁斯特的身影。1931年他回到华沙,开始展出作品并撰写艺术评论。他是深受法国画家塞尚影响的卡普主义艺术团体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1940年期间,恰普斯基与4000名波兰官兵被当作战俘,被苏联关押在西伯利附近的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4000名官兵在卡廷惨案中被屠杀,只有包括恰普斯基在内的79人幸存。恰普斯基坚信:“揭露真相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作家应该对真实性更为敏感。”他在两本非虚构作品《斯塔罗比尔斯克回忆录》(1945年)和《非人之地》(1949年)中记录了他作为战俘的经历和关于卡挺事件的调查,再现集中营生活对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我看到的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残忍或绝望”。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莫里亚克还有雷蒙·阿隆都曾为两部作品在法国出版积极奔走。《非人之地》后来成为关于卡廷大屠杀的经典报告文学。这两部作品是20世纪两种极权主义对世界的摧毁的不可或缺的见证。

战后恰普斯基在法国巴黎郊区定居,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与同仁创办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波兰移民知识分子的文化期刊。他的绘画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最后一次飞跃,引起广泛关注,画作在法国、瑞士、英国、巴西和比利时展出。但直到1989年之后,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才在他的祖国波兰解禁 ,1990年波兰政府授予他波兰复兴十字勋章,1993年,他96岁去世。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凭着儒雅而不失坚韧的性情,凭着艺术和文学修养发出的光亮,他两次熬过了噩梦长夜。

集中营里的读书分享会

卡廷大屠杀之前,恰普斯基曾与难友们试图在集中营举办讲座,但最终被驱赶:“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春天,我们四千名波兰军官拥挤在哈尔科夫附近斯塔罗比勒斯克十英亩的地方。我们试图恢复一些有助于我们克服绝望与痛苦的脑力工作,使得我们的大脑免于生锈。我们当中有些人开始举办军事、历史和文学讲座。当时的看管认为这是些反革命活动,一些讲座者立即被驱逐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1940年春天,恰普斯基等幸存的79人被转移到格里亚佐维茨集中营。这里原来也是一个朝圣地,一座修道院。教堂被炸成废墟,囚犯的房间里堆满木头,被褥上爬满臭虫。在这里,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谋划,经过多次请求,终于获得讲座的正式许可,条件是每次将讲座前文本必须提交审查。大家拥挤在小饭厅里,每个人讲述自己记忆最清晰的领域。这是一系列别开生面、不可思议的特殊的读书分享会,黑暗中透出微光,悲惨遮不住尊严:

“书籍的历史由酷爱书籍的藏书家埃尔利希(Lwów Ehrlich)博士讲述,令人回味无穷;皮斯克的住持、《格但斯克日报》的编辑坎塔克(Kamil Kantak)讲座的主题是英国史和人类迁徙史,他是马拉美的崇拜者;华沙理工学院教授冼尼基(Siennicki)教授为我们讲授建筑史;奥斯特罗夫斯基(Ostrowski)中尉是一本杰出的关于登山书籍的作者,他曾攀登高加索和科迪勒拉斯地区的塔特拉山峰。他为我们讲述了南美洲。

而我则做了一系列关于法国和波兰绘画以及法国文学的讲座。我庆幸在一场重病康复后,除了清洗修道院的大楼梯和剥土豆,所有的苦役都被免除,因此得以静心准备这些讲座。

那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的战友们在零下45度的严寒中劳作后精疲力竭,蜷缩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画像下,倾听我们的讲座,讲座的主题离我们的现实是如此遥远。

我激动地想着在如此温暖的软木墙房间里的普鲁斯特,如果他知道他死后20年,波兰战俘在平均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度过一整天后怀着怎样强烈的兴趣倾听盖尔芒特侯爵夫人的故事、贝尔戈特之死(注:均为《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以及所有我记忆中这一宝贵的心理揭示和文学之美的世界,他会多么惊讶而感动……

能够参与思想活动而快乐,证明我们仍然可以对与我们当时的现实没有任何共同点的精神活动做出思考与反应,这为我们在前修道院的饭厅里度过的时光添上一抹玫瑰色。这是一次奇特的逃学,在那里我们重温一个似乎永远失去的世界。

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15000名战友在北极圈和西伯利亚边境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只有我们400名官兵幸存下来。在这悲惨的背景下,那些与普鲁斯特、德拉克洛瓦共度的时光在我看来是最幸福的时刻。

谨以此讲稿向对帮助我们在苏联熬过这几年的法国艺术表示卑微的敬意。”

序言中提及的关于书籍的历史、英国史、人类迁徙史、建筑史和南美洲的讲稿不知所踪。恰普斯基的这篇讲稿可以说是证明这些讲座曾经存在的仅存的证词。

文学与绝望的较量

恰普斯基后来将讲稿用法语完整地整理出来。1948年讲稿波兰文本发表在位于开罗的波兰《游行》文化月刊的第12和第13期上,题为《格拉佐维茨集中营的普鲁斯特》。1987年讲稿法语版原文出版,题为《以普鲁斯特抵抗绝望》。恰普斯基在法语版序言中写道:“有些地方欠精确,失之主观,是因为我没有图书资料,没有关于我要讲述的主题的任何书籍。我最后一次看到一本法语书还是1939年9月之前。这只是我努力唤醒的关于普鲁斯特的作品的尽可能精确的记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而是对我从中所得甚丰的作品的追忆。而且我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再次回顾。”一位身患重病的囚徒,在没有原著,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博闻强记重建《追忆逝水年华》的场景,引用的句子足够准确,使得编辑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确切的引文出处,这本身就令人叹服。更何况他并不是在简单地复述情节,他的解读才华横溢,视角独到,见解不在许多所谓的专业法国文学批评家之下。这是一个囚犯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心无旁骛,高度集中的精神活动的结晶。翻开这本小册子,我们会像当时的听众一样,暂时忘记讲座的背景,不由自主地跟随恰普斯基上一堂精彩的“《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阅读与欣赏”。

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夏天,恰普斯基染上伤寒,他在整个夏天卧床养病期间精读了《追忆》。一开始《追忆》令他难以释卷的,是普鲁斯特对绝望而焦虑的失恋者那种嫉妒、痛苦、狂热追寻的细腻的心理刻画:“这位伟大作家的心理揣摩,以及这些庞杂的细节、联想,直击我心。”他惊叹发现了“一架崭新的心理分析机,从未有过的精准,一个全新的诗意的世界,一个文学形式的宝藏。”普鲁斯特独创的“穿插着无尽的‘附句’的意识流长句,以及花样繁多、不着边际、出其不意的联想,不分层次处理交织在一起的主题的奇特方式”令他陶醉,他遨游其中,咀嚼“高度的精确和丰富的内涵”。

他向狱友们讲述《追忆》中普鲁斯特生平的影子,展现普鲁斯特时代交相辉映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流派,从自然主义文学、象征主义诗歌、印象派绘画和音乐、原始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到瓦格纳主义音乐、俄罗斯芭蕾甚至东方色彩的装饰:“这是普鲁斯特艺术敏感植根的土壤,是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的被吸收、被移植的艺术”。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通过对比四位大文学家对贵族社会不同的兴发视角,衬托出普鲁斯特的独特眼光。置身于路易十四晚期及摄政时期宫廷内部的圣·西蒙公爵那部载入文学史册的《回忆录》,对宫闱生活和宫廷人物关系如数家珍;作为一心要进入上流社会的旁观者,巴尔扎克对巴黎圣-日耳区贵族沙龙的描绘巨细靡遗,却“那么天真而理想化”,他笔下那些“天仙般或让人受不了的女人使人想起浪漫主义画家画布上的生命,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女性”。而普鲁斯特虽然也从外部兴发这个阶层,但却是更近距离地冷眼旁观,人物刻画更逼真,心理剖析也更细腻。恰普斯基继而联想到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中对这个阶层的描写。他认为,虽然托尔斯泰对这个走向没落的上流社会的兴发同样清醒,但普鲁斯特的叙述其实更现实主义……听众里或许有人会记得这些信手拈来的比较,产生阅读或重读这些作品的欲望。

身为画家,恰普斯基对于艺术形式尤其敏感,更把艺术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视为当然。他特别强调过于明显的倾向性、突出的个人好恶以及道德说教都有损于作品的艺术性:“我们衡量作家对自己国家的贡献时,不是他所表达的某种思想,而是他将形式的创造推向极限。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倾向性不仅通过他的艺术观点,甚至由于他想要表达的观点而削弱作品的效果。”因此他认为,相对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中的说教过于明显,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因此略逊一筹。而普鲁斯特的作品则完全避开了倾向性:“他绝对没有偏见,想要了解并理解最为对立的思想状态,能在最卑微的人身上发现接近崇高的姿态,在最纯洁的人身上发现下意识的低级动作。他的作品就像被一种意识过滤和照亮的生命对我们产生影响,这种意识要比我们自己的意识要准确得多。如果我对普鲁斯特的读者说,我个人认为《追忆》的意识形态几乎是帕斯卡尔式的,他们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是帕斯卡尔式的呢?恰普斯基注意到,“上帝”在《追忆》几千页的篇幅中竟没有出现过一次,因此《追忆》“这种对生活中所有稍纵即逝的欢乐的神化,给我们留下帕斯卡尔式的灰烬的余味。”普鲁斯特和恰普斯基是不是都是在延续帕斯卡尔著名的关于上帝的赌博?

在严酷的境遇中,不以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认为思想倾向性会有损于文学作品的质量,捍卫文学艺术形式创新的独立性,这其实是一种更纯粹的精神抵抗。

《追忆》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上流社会的精致优雅和文人雅士的艺术修养,对于这些关押在集中营的波兰精英们来说,并不那么陌生。他们也曾体会过这部恢弘的杰作流淌出的情欲、友谊、怀旧、伤感,或是焦虑、嫉妒、势利。他们在寒冷恶臭的战俘食堂里倾听这个讲座时,所有这些细碎的情感都是一种奢侈。普鲁斯特试图以追忆留住的年华不可挽回地流逝,被一个新的时代覆盖、融合。而这些被俘官兵的往昔连同肉体,随时会被残酷地毁灭而烟消云散。

恰普斯基解析普鲁斯特的讲座,何尝不是在与《追忆》相呼应,追寻被两种极权轮番萧杀的波兰知识、文化精英的昨天?如果说《追忆》是回忆与遗忘的抗争,这一“无书阅读”则是文学与绝望的较量,一场不分胜负的较量。

(写于2021年9月9日的法国巴黎)